今日推荐：《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作者：张冲。搜索书名开始观看吧～

-----精选段落-----

谢幕

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两人都写喜剧和悲剧，他们的作品从形式、内容到传统都有不少可比之处，例如：戏剧结构的差异、“悲剧”和“喜剧”观念及体现形式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背后的戏剧起源、文化渊源、文化习惯、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差异。这对于沟通中西，特别是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底蕴，从而能宽容平等地接受这样一个与他们很不相同的文化，而不是仅仅把它当作“文化古玩”，还是有意义的。但是，迄今为止的不少“比较文学”成果，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步。比如：汤显祖研究的成果中，有多少是通过比较或对照研究莎士比亚得到的？反过来的问题同样成立。

当然，这样的结果是需要有“群众基础”的。因此，今年（年编者注）作为“汤莎年”或“莎汤年”，最大的意义是通过文化助力，使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好奇、注意和了解，打好这样的群众基础。再说，多一点集娱乐与学术于一身的活动，总归是好事。

问：用中国戏曲形式表现国外经典的尝试不少，这种“对撞”和“融合”有意义吗？

答：我在剧场看这样改编演出的经历不多，但读到过不少相关的研究。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戏曲里得到了改编。京剧自不必说，越剧、沪剧、粤剧、黄梅戏、川剧、豫剧、梆子戏等等，都有改编。还有汉剧的《驯悍记》，还有真正体现“汤莎会”，集《临川四梦》与《仲夏夜之梦》于一体的演出。这样的“融合”首先拓展了传统戏曲的表现范围，考验并提升了传统戏曲从编导、演员到观众各自的操作与接受能力。因为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我们的戏曲，要跨越好几道障碍：情节、人物、语言、风格、理念、样式等等。其次，这样的“对撞”与“融合”，即使有时候会使一种戏剧形式在另一种戏剧形式中显得有些尴尬，却也能为观众带来一些意外的享受，启发出一些不同的思考，会反过来加深对自己文化和文学现象的领悟。

不过，我们不必夸大这样的意义。应当看到，“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我们如果跳出“故事情节”去看那样的改编，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几乎让人有方枘圆凿的感觉。以某些地方戏改编的《哈姆雷特》为例：用中国传统的女扮男装的方式，或把哈姆雷特套在“小生”“须生”“武生”“花脸”这样的行当里演，很难让人信服他就是莎剧里的那个哈姆雷特：在德国受了人文主义教育，却无法摆脱气质里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忧郁伤情；一方面因知识太多、想得太多而失去了行动的决断，可另一方面又行动鲁莽、缺乏审慎。数一数戏里死在他手里的人，实在不大像我们古典戏曲里的“好人”。我们也的确可以从《李尔王》里找到类似“三纲五常”的桥段，也可以用这出悲剧作为“尊亲敬老”的反面教材，但要从这样的比较中得出“原来莎士比亚也认同我们的价值观”，恐怕也失之肤浅。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能否也将我们的传统戏曲经典改编成英语话剧后到外国舞台上演出呢？有来有往，平等交流啊。

问：您提到过，在中国，莎士比亚文本和戏剧舞台呈现之间、学术和剧场之间，往往存在着隔阂，两个行当难以打通。其实，中国戏曲也有类似情况。而在国外，尤其英国，优秀的戏剧演员甚至明星，都有着较好的文学基础和教育背景，而知识阶层也多有观剧习惯。您认为中外这种不同的状态，原因是什么？戏剧和文学间能够良性互动如何实现？有何裨益？

答：学术界与演出界对话的确有难度。深究起来，原因有几个。首先，戏剧对两者的呈现是不同的。对学术界，戏剧是剧本，是文学作品，是语言建构的东西，是可以推敲、分析、阐释与再阐释的对象；对演出界而言，戏剧就是供戏台呈现的本子，一切以演出为中心。这一点，中外情况基本一致。但接下来的情况就不同了。在我们这边，戏剧教育（或广义上的艺术教育）和人文教育（或特定的文学教育）还存在着一定的割裂。本来就隔行如隔山，每一行当有每一行当的特殊性，但由于我们的人文教育中缺乏戏剧教育，戏剧教育中缺乏人文教育，这样的割裂就加深了。

其次，在教育和学术层面，如果双方缺乏对话交流的话语基础，甚至因互持偏见而缺乏意愿、因行业自闭而缺乏虚怀，导致编导演未能充分了解剧本，或不能掌握剧本在时代变迁和学术研究下可能产生的新意义而研究剧本的，把剧本当诗歌小说一类纯文本的文学现象来分析，缺少舞台想象，这样的研究成果也容易被编导演等戏剧实践家们看轻。所以我一向认为，编导演与学者要做的是架桥，是沟通，相互虚心学习。做学者的要能不断地与时俱进，在经典中发现与当代生活相关的意义，做编导的也要善于了解戏剧文学批评的最新成就，以开放的心态和活跃的想象，不断在舞台上为经典作品注入新的生命。

问：莎士比亚是文学、文化，也是商业、社会话题，而在中国，文化经典的存在形式显然比较单一，往往就学术论学术，跟普通人没关系。如果说汤显祖等中国经典的传承效果不佳，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对当今还有借鉴警示作用，而汤显祖已经没有了吗？是因为莎士比亚还能调动当代人的理性和感性思维，而汤显祖不能了吗？